英国伦敦 十八世纪　 鎏金铜镶嵌珐琅料石双柱容镜音乐钟

对于传教士来说，只获得地方官员和一般民众的认同对整个传教事业是远远不够的。在极度集权的中国，要想使基督信仰在全国范围内立足，必须与最高统治者皇帝进行接触，并力促其接受这种信仰，至少可以通过他的权威为传教事业打开一路绿灯。这一点在早期到中国的传教士中间是具有共识的。他们认为中国“官吏彼此之间百般依顺，奴颜婢膝，下级对上级敬畏之至，大官又对圣裁敬畏之至。因此，假若不溯至皇上那个根子，从他那里着手，大门就永远不可能向神圣福音打开。”正因为如此，一旦他们踏上中国的土地，就会进一步把目标锁定在皇帝身上，为此他们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有意思的是，在传教士们敲开皇宫大门这一关键步骤中，仍然是钟表发挥了巨大作用，扮演了重要角色。

实际上，当罗明坚把自鸣钟送给两广总督陈瑞时，就想象着陈瑞会把得到的自鸣钟转呈给皇帝，但好财的陈瑞并没有这样做，罗明坚只得另想办法。从1584年开始，罗明坚便着手准备送给皇帝的贡品。他再次写信给耶稣会会长阿瓜维瓦，希望他速觅一架钟表送过来。同时中国传教团也尽力搜集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的所有物品，菲律宾主教也送来了一架钟表作为援助。最终，进入北京的计划是由利玛窦完成的。

1600年5月，利氏带着庞迪我神父（didace de pantoja）以“进贡”的名义北上奔赴北京，当抵达临清时遇见了税监马堂。听说利玛窦要给皇帝献礼，马堂立刻插手，说愿意引其去见皇帝。之后，马堂曾两次上书万历帝汇报情况，介绍贡品名目，但没有引起万历帝的注意。过了一段时间，万历帝才突然想起奏疏上所讲的自鸣钟，便问左右：“那座钟在哪里？我说那座自鸣钟在哪里？就是他们在上疏里所说的外国人带给我的那个钟。”很快，利玛窦的四十多件贡品被送到皇宫中，摆在万历帝面前。

在利玛窦所进的贡品中，最令万历帝感兴趣的就是自鸣钟，计有大小两座。据参与此次朝贡的庞迪我神父记载，这两件钟表“一座大铁表，装在一精工雕刻，饰有许多金龙的大盒内；另外一座小的也很漂亮，一掌高，完全镀金，是我们的国家制造的极品，是我们的总会长专门为此目的送来的。它也装在一个镀金的盒内。两只钟表上没有刻我们的文字，用的是汉字，钟盘外有一只手指示时间。”这与当时中国人的记载正相一致。

来自于西方的钟表的声音与时间的神秘吻合，在明朝宫廷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当万历帝第一次看见那座较大的钟时，钟还没有调好，到时不响。于是他命令立刻宣召利玛窦等进宫调试。当利玛窦被领到内廷第二道宫墙时，一大群人正在围看摆在这里的自鸣钟。皇帝派了一位学识渊博的太监接待他们，利玛窦告诉管事的太监，这些钟是一些非常聪明的工匠创制的，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就能日夜指明时间，并有铃铛自动报时，有一个指针指示不同的时间。利玛窦还说要操作这些钟并不难，两三天就可以学会。听了太监的汇报，万历帝钦定钦天监的4名太监去跟利玛窦学习钟表技术，并让他们三天内将大钟修好。在以后的三天里，利玛窦不分昼夜地给太监们解释自鸣钟的原理和使用方法，想方设法造出当时汉语里还没有的词语使太监们很容易地理解他的讲解。太监们学习也很刻苦，为了防止出差错，他们一字不落地把利玛窦的解说用汉语记录下来，很快便记住了自鸣钟的内部构造，自如地进行调试。三天还没有到，万历帝就迫不及待地命令把钟搬进去。看着指针的走动，听着“嘀嗒”的声音，万历帝非常高兴，对太监和利玛窦给予了奖赏。在宫中没有一座内殿的天花板高得足以容许大时钟的钟摆运转，万历帝便命利玛窦提供图纸，命工部于第二年特意为此钟制作了一座钟楼。为做此钟楼，工部花费了一千三百两银子，最后被安装在御花园中，万历帝经常光顾。

至于那座镀金的小自鸣钟，万历帝更是随时把玩，从不离身。“皇帝一直把这个小钟放在自己面前，他喜欢看它并听它鸣时。”为了使其正常运转，万历特意从向利玛窦学习钟表技术的4名太监中抽出两名，专门负责给这座小自鸣钟上发条，这两个人成了皇宫里很重要的人物。据说，皇太后听说有人给皇上一架自鸣钟，就叫太监从皇帝那里要来看看。万历想，要是她喜欢，到时候留下了不还，那可怎么办呢？这种事情是无法拒绝的。于是他把管钟的太监找来，要他把管报时的发条松开，使它不能发声，然后才给皇太后送过去。皇太后玩了几天，见不能自鸣报时，才把它送了回去。

这两架自鸣钟是中国皇宫拥有的最早的近代机械钟表。以后利玛窦又向明朝皇帝进献过自鸣钟。从那个时候起，把玩品味造型各异的自鸣钟表成为中国帝王的一种新时尚，称它为西方传教士打开中国宫廷的敲门砖，是一点也不过分的。这两架自鸣钟就是以后皇宫收藏和使用自鸣钟的源头。

有了这样一个与皇帝直接沟通的渠道，下一步利玛窦该谋求长居京城了。按照规定，外国贡使到时间必须离开北京，如果利玛窦离开北京，那么中国传教团近二十年进入北京的努力就会付诸东流。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利玛窦仍然在钟表上做文章。首先是通过在宫中服务的太监向万历皇帝进言，钟表随时都会发生故障，如果利玛窦等西洋人不在，就无法保证钟表的正常运转，这是万历帝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当礼部几次上奏表明利玛窦一行不宜留居京城，应尽早让他们回去时，万历帝都留中不发。几个月后，礼部似乎明白了皇帝的心思，便不再坚持原来的决定。其次利玛窦逐步摆脱了税监马堂的控制，住进四夷馆，不久后又搬出租民房居住。1606年在宣武门内购置了一处房产，迁入居住。从此利玛窦可以自由出入，与京城的文人官宦进行广泛交往，并不时出入于宫廷，主要的理由就是检修他们呈献给皇帝的两架钟表。

利玛窦等以养护皇帝的钟表为契机，实现了留居北京的目标，这是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大转折。由于精通钟表技术，利玛窦成为随时进宫保养贡品，讲解钟表知识的“御用钟表匠”，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南方利玛窦被尊为钟表匠的祖师爷，受到钟表从业者的膜拜。而他带来的自鸣钟，也开启了中国宫廷制作、使用和收

（来源：奢侈品中国）